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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

[日期:2009-03-31] 来源:中联部网站  作者:

     四、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和红军长征的胜利

    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,“左”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,并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。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四道封锁线之后,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三万多人。在严酷的事实面前,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不满并要求加以改换的情绪愈益明显。一些曾支持过“左”倾错误的领导人,也在逐步改变态度。

    这时,蒋介石察觉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红二、红六军团会合,立刻调兵遣将,等候红军到来。在这紧急关头,毛泽东建议放弃同红二、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,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。他的主张得到许多人的赞同。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城后,转入贵州。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,正式决定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,改向贵州北部进军。

    1935年1月7日,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。1月15日至17日,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。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。会上,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总结的主报告,周恩来作副报告。张闻天作反报告,毛泽东、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。他们尖锐地批评博古、李德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实行单纯防御、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。经过激烈争辩,多数人同意张闻天、毛泽东等人的报告和意见,认为博古的总结报告是不正确的。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,并委托张闻天起草《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“围剿”的总结的决议》。会后不久,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,并成立由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,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。

    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,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,挽救了红军,挽救了中国革命。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,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,独立自主地作出的。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,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,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。

    遵义会议后,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,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,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,四次渡过赤水河,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。在渡过金沙江后,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。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,顺利地通过四川境内的大凉山彝族地区,赶到大渡河畔的安顺场渡口和泸定城铁索桥边。随后,强渡天险大渡河,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山,在懋功(今小金)地区同张国焘、徐向前等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。

    为确定会师后红军的行动方针,6月下旬,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,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。不久,张国焘却提出南下四川、西康的方针,给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的有利形势蒙上了阴影。

    8月初,红军分编为左、右两路军北上。毛泽东、张闻天、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。朱德、张国焘、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。8月下旬,右路军穿越草地后,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。可是,张国焘坚持南下。9月9日,他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,“彻底开展党内斗争”。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,与周恩来、张闻天、博古紧急磋商,决定连夜率红一、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。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,要他立即率部北上,但他置之不理。9月12日,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,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,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。

    9月17日,陕甘支队在彭德怀的率领下一举突破甘南天险腊子口,占领哈达铺,从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。9月27日,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式决定前往陕北,同徐海东、程子华、刘志丹率领的红十五军团(由陕甘根据地的红二十六、红二十七军同从鄂豫皖根据地先期长征到达的红二十五军合编组成)会师。10月19日,到达陕北吴起镇。中央红军行程二万五千里、纵横十一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,终于实现了战略大转移。

    中共中央先行北上后,已经南下的张国焘于10月5日公然另立“中央”。1936年1月12日,中共中央作出决定,责令他立即撤销另立的“中央”。张国焘的分裂行为,受到朱德、刘伯承等人的反对,在红四方面军中也不得人心。南下红军在作战中伤亡很大,到4月间只剩下四万多人。这时,中共中央一再电令红四方面军北上。从苏联归来的张浩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致电张国焘,要他取消另立的“中央”。这样,张国焘不得不于6月6日宣布取消另立的“中央”。

    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由任弼时、贺龙等领导的红二、红六军团,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,历经艰险,在1936年7月2日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川康边的甘孜。中共中央指定红二、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,由贺龙任总指挥,任弼时任政治委员。

    经过朱德、刘伯承、任弼时、贺龙等的力争,并得到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,红四、红二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,在1936年10月间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、静宁将台堡(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)会师,胜利地结束了长征。

    1936年10月下旬,红四方面军一部二万多人奉中革军委指示,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。11月上旬根据中央决定称西路军。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将士,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浴血奋战四个月,歼敌两万余人,但终因敌众我寡,于1937年3月惨烈地失败。

    在红军主力长征后,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,在项英、陈毅等的领导下,独立地坚持了三年之久的极端艰苦的游击战争。他们在同中央失去联系并被敌人分割封锁的条件下,紧紧依靠人民群众,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和阵地。留下坚持斗争的翟秋白、何叔衡等许多人壮烈牺牲。

    这一时期,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武装,在杨靖宇等的领导下,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,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基本力量。

   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,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。长征的胜利表明,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。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,但这是党的极为宝贵的精华,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。红军在长征途中,播下了革命的种子。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、革命必胜的信念、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、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,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,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巨大动力。正当抗日烽火即将在中华大地上燃起的时候,三支主力红军在接近抗日前线的陕甘地区胜利会师,其重大历史意义是不可估量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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